
在中國計量*,有一件標準量器格外引人注目。該量器是王莽進行度量衡改革時頒行的標準器之一,是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實物見證;它是劉歆設計和主持制作出來的,是劉歆計量理論的具體實踐,被后世視為度量衡制作的楷模;它設計巧妙,數據,體現了當時科學發展的zui高水平;它造型*,鑄藝精良,是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高度發達的具體體現;它歷經滄桑,迭被后人研究,促進了我國科學的發展,zui后失而復得,器物上有著太多的歷史積淀??梢哉f,像這樣一件瑰寶,對于它的歷史價值,怎么評價都不會過分。該量器就是現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新莽嘉量。 王莽建立新朝度量衡制頒行的標準器
西漢末年,王莽把持朝政,為了邀買名譽,為其篡奪漢室政權做輿論準備,他以復古改制為名,征集當時通曉鐘律的學者一百多人,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考訂音律和度量衡標準的活動。這場活動的具體是經學家、律歷學家劉歆。通過這場活動,劉歆形成了自己系統的關于鐘律和度量衡的理論。劉歆的理論被班固收入《漢書·律歷志》中而流傳至今,該書的“備數、和聲、審度、嘉量、衡權"諸篇就是劉歆理論的具體內容。在劉歆等人工作的基礎上,王莽出于改革秦、西漢的度量衡制,恢復古制的目的,頒發了建立新朝度量衡制的詔書,主持制作了一批度量衡標準器。這些標準器至今仍有傳世,其中zui的就是新莽嘉量。 王莽建立度量衡制的81字詔書鑄刻在新莽銅丈、新莽銅衡桿和新莽銅嘉量等器物上,詔文 (圖1)如下: 
圖1 新莽改革度量衡制的詔書 黃帝初祖,德匝于虞,虞帝始祖,德匝于新;歲在大梁,龍集戊辰,戊辰直定,天命有民;據土德受,正號即真,改正建丑,長壽龍崇;同律度量衡,稽當前人,龍在己巳,歲次實沉;初班天下,萬國永遵,子子孫孫,亨傳億年。 詔文大意是:黃帝是我的初祖,他的美德匯集到虞帝,虞帝是我的先祖,他的美德又輾轉匯集到了新朝。戊辰年(西漢初始元年,公元8年)歲星(木星)運行到了大梁之次,北斗星的斗柄正指向蒼龍星系,天下安定,上天命我繼承漢代的天下,擁有所有的臣民,于是建立國號,即真天子位,以建丑之月作為歲首,社稷長壽興隆。制定統一的度量衡標準,考察精細且合乎前人的制度,在歲星運行到實沉之次的己巳年 (新朝始建國元年,公元9年),把新朝的度量衡制詔告天下,令各郡國遵照執行,讓子孫后世,享有天下,而傳之于億年萬代。 王莽在詔書中宣揚“君權天授"的思想,他希望通過頒布新朝的度量衡制度,體現他從“上天"那里得來的皇權,實現他及其子孫對國家的長久統治。 新莽嘉量體現了當時科技zui高水平
劉歆歸納秦、西漢的量制和設計“嘉量"的原理記錄在《漢書·律歷志》“嘉量"篇中: 量者,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也,所以量多少也。本起于黃鐘之龠,用度數審其容,以子谷 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,以井水準其概。合龠為合,十合為升,十升為斗,十斗為斛,而五量嘉矣。其法用銅,方尺而圜其外,旁有 焉。其上為斛,其下為斗。左耳為升,右耳為合、龠?!鋱A象規,其重二鈞,……聲中黃鐘,始于黃鐘而反覆焉。 從這段話文字可以知道,嘉量由5個分量組成,每一個代表一種容積單位,它們的進位關系是:1斛=10斗,1斗=10升,1升=10合,1合=2龠。 這5種量器非常巧妙地組合為一體。嘉量是用青銅鑄造的,主體是一個大圓柱桶,桶的下部有一隔層,隔層上方是斛量,下方是斗量;左側的小圓柱桶是升量,底在下端;右側是一個中有隔層的小圓柱桶,隔層上方為合量,下方為龠量。斛、升、合三量開口向上,斗、龠二量開口向下,如圖2所示。 
圖2 新莽嘉量示意圖 嘉量的每一個單件量器上都刻有分銘,分銘詳細記載了該量的形制、規格、容積及與他量的換算關系,例如斛量上刻的分銘是: 律嘉量斛,方尺而圜其外,庣旁九厘五毫,冥百六十二寸,深尺,積千六百二十寸,容十斗。 銘文中的“律",指黃鐘律。黃鐘律是古代十二音律中的一種,古人對之極為重視,認為它是萬事之本,制作度量衡當然也要以之為本。因此,所謂“律嘉量斛",就是說,該斛是依照黃鐘律制定出來的。 那么,黃鐘律究竟是如何成為量器之本呢?前面《漢書·律歷志》的引文給出了二者的:能發出黃鐘音調的律管恰好容1200粒黍,而一龠也正好容1200粒黍,所以,律管容積就是龠的標準,由龠再到合、升、斗、斛,量器就是這樣與黃鐘律建立起關系的。非但如此,還要求敲擊嘉量時,能發出符合黃鐘律音高的聲音來。以黍子為中介物來確定容量標準,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人的一種設想,實際操作起來難度很大。因為黍有大小長圓,積黍又有虛實盈虧,這樣由1200粒黍所占體積來確定龠的大小,結果就很難穩定?!奥曋悬S鐘"的說法,估計想象成分更大。雖然如此,這種設想力圖以自然物為度量衡基準,其追求的方向是合乎科學的。 “方尺而圜其外",是用圓內接正方形來規定圓的大小,并非說該量器的結構是外圓內方。古人一開始沒有找到準確測定圓的直徑的方法,只得借助于其內接正方形的大小來表示圓面積的大小。那時他們要確定一個圓,首先要定出方的尺寸,然后再做外接圓。古書《周髀算經》把這總結為“圓出于方,方出于矩"。劉歆沿用的就是這一傳統方法。 “庣旁九厘五毫,冥(冪)百六十二寸,深尺,積千六百二十寸,容十斗。"這句話包含深刻的科學內容,是“用度數審其容"的具體體現。所謂“用度數審其容",就是對嘉量某些關鍵性尺寸做出具體規定,通過這些規定確保嘉量容積符合要求?!皫缗?是指從虛擬的圓內接正方形的角頂到斛壁(圓周)之間的距離。如圖3所示。銘文明確規定“冥百六十二寸",即斛量的橫截面積為162平方寸。這樣標明圓底面積的尺寸是非常必要的,古人已經知道圓柱體體積等于其橫截面積乘以高,故在深1尺的情況下,只有截面積為162平方寸,才能確保其容積為1620立方寸,滿足1斛所要求的容積。但是,如果圓的大小恰為“方尺而圜其外",就無法保證其截面積為162平方寸,因為這時的圓面積為157平方寸,比所要求的少了5平方寸。因此,按劉歆的推算,要在正方形的對角線兩端各加上9厘5毫作為圓徑,這樣面積才能相合。這就是“庣旁"的由來。 
圖3 新莽嘉量庣旁示意圖 (圖中庣旁已做適當放大) 劉歆能夠定出“庣旁"為9厘5毫,很了不起。西漢的1毫約相當于現在的0.023毫米,這樣的讀數準確度在實測中很難實現。因此這一數據只能是推算出來的。從銘文上看,他的設計思路應該是先給定斛量的容積及深度,由之確定其橫截面積,再由面積逆推直徑,并將直徑用圓內接正方形表示出來。在這樣的推算過程中,肯定要涉及到圓周率。模擬一下他的推算過程,可以發現,劉歆所用的圓周率是π≈3.1547。他用什么樣的方法得到了這樣的圓周率,我們還不清楚,但嘉量諸數據中包含了這樣的圓周率,則是毫無疑問的。而當時的科學能提供給他的圓周率數值只是“徑一周三",可見劉歆的設計計算的科學造詣是很深的。 新莽嘉量是用青銅鑄造的,制作十分精美。該量器流傳至今,已近2000年,仍然相當完好,充分證明了其鑄造技術的高超。 新莽嘉量設計巧妙,合五量為一器;刻銘詳盡,記有每一分量器的徑、深、底面積的具體尺寸和容積;計算,制作也很。非但如此,它還有一定的重量要求,《漢書·律歷志》就有“其重二鈞"的記錄。這樣,由此一器即可得到度、量、衡三者的單位量值。度量衡三者通過嘉量實現了統一。正因為這樣,歷代都對之極為珍重,視為國之瑰寶。 劉歆能夠設計制造出如此之嘉量,絕非易事。在他之前的標準器,有戰國秦的商鞅方升(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為一升)。還有栗氏量,那是戰國時期的理想標準量器,它的設計規格為:深尺,內方尺而圜其外,其實一釜;其臀一寸,其實一豆;其耳三寸,其實一升。重一鈞,其聲中黃鐘之宮。新莽嘉量在量制上承襲商鞅方升,以16.2立方寸為一升;在形式上要與栗氏量相符,還要附會黃鐘律之說,迎合當時流行的哲學觀念。更重要的是其尺度、容量、重量的單位量值還必須與漢制相符。因此,新莽嘉量的設計制作,可以說體現了當時中國科學技術所達到的zui高水平。
新莽嘉量的歷史價值
新莽嘉量為后代提供了可信的漢代度量衡單位量制的實物標準,歷代都對之加以研究。三國魏時,數學家劉徽以魏尺測量新莽嘉量,測得斛深九寸五分五厘,斛內徑一尺三寸六分八厘。他考定的結果是:魏尺比劉歆銅斛尺長4.7%,每尺合24.2厘米;魏斛也比嘉量增大2.6%,每升合204毫升。西晉律歷學家荀勖為調準音律,于泰始十年(274)考校了新莽銅嘉量等古器物,造出了荀勖律尺(與劉歆銅尺同長),又稱晉前尺。南北朝時數學家祖沖之經過自己的刻苦鉆研,推算出圓周率的值應該介于3.1415926和3.1415927之間,他以此值校驗了新莽銅嘉量的有關數據,發現嘉量斛的直徑理論值應當是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,庣旁一分九毫有奇,劉歆庣旁比理論值少了一厘四毫有奇。他由此指出,之所以如此,是由于劉歆的數術不精造成的。唐代律歷學家李淳風考核了唐代以前隋代到東周17個朝代的27種古尺的尺度值,測得各尺與新莽銅斛尺、晉前尺尺度的比值,依照各代尺度值的長短,分別其異同和承傳關系,列為15等尺,理清了這一漫長歷史時期(約1300)尺度演變的脈絡。在這一考察過程中,新莽嘉量是他進行比較的基準。東漢以后各代都以劉歆創立的以律校度、以度審容、以黍的容重作為定度量衡三個標準量的方法,建立本朝的度量衡量制。在中國計量發展的歷程中,新莽銅嘉量發揮了重要作用。 新莽嘉量自漢以后,被歷代奉為法家重器,珍藏于*園林、武庫之中。經考,西漢末有郡國一百零三,根據嘉量銘文“萬國永遵",按每個郡縣頒布一套計算,當時頒布的度量衡標準器至少應有百余套件。但由于兵戈戰亂,改朝換代,新莽銅嘉量的流傳,已難覓蹤跡。據學者研究,魏晉時期曾有過幾次關于新莽嘉量的下落的記載。魏晉數學家劉徽注《九章算術》,多次說晉武庫藏漢時王莽所作銅斛,說的就是新莽嘉量,而且他還親手對之做過測量;唐代顏師古《漢書注》引一位姓鄭的學者(魏以后人)的話說:魏晉尚方(署)有王莽銅斛;西晉泰始十年(274)荀勖制律尺也測量過嘉量;再有,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(379),前秦帝符堅住長安五重寺時,見“有一人持一銅斛(有八十一字銘辭)于市,賣之"。自此以后,沒有再見聞更有實物。南北朝的祖沖之和唐代李淳風都是根據嘉量銘文或《漢書·律歷志》的記載對之進行考校評述,他們是否見過實物,已無文獻可做判斷。唐宋兩代,都有學者研究過劉歆的律度量衡法。唐貞觀十一年(637)張文收曾制作過銅斛二,“斛左右耳與臀皆方(形)",這顯然與嘉量斛無關??傉履觊g(668-670)又有人做過一個圓形斛,但并末言及是參照新莽嘉量制作的。宋代司馬光和范鎮討論度量衡的書信中,也懷疑新莽嘉量是否真有實物尚存。元明兩代四百年間,也未見有新莽嘉量的下落。到了清代的乾隆初年,新莽嘉量突然被發現藏于內府,但它是如何到了清廷的,人們至今未考究出來。乾隆九年(1744),清廷參照新莽嘉量設計制作了三圓、一方四件乾隆嘉量,以之作為清廷的權力和法度象征,把圓方兩器分別陳設于故宮內乾清宮和太和殿前亭屋中。五年后(1749),乾隆皇帝敕編的《西清古鑒》著錄了故宮藏新莽嘉量的圖形、尺寸和銘文,至此新莽嘉量有關信息開始呈現于世人面前。1911年,清王朝垮臺,1924年,清廢帝被驅逐出宮,紫禁城被籌改為故宮博物院?!扒迨疑坪笪瘑T會"清點宮內文物財產時,在坤寧宮(皇帝大婚時用)后面第三間祭神煮白肉的灶臺上,在布滿油膩的大鐵鍋旁,發現了炱掩塵封但又形體完好的新莽嘉量。這件曠世珍品,淪落了一千終于重見天日。新莽嘉量完整地再現復出,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,當時學者王國維、馬衡、劉復、勵乃驥等對它做了詳細的校量考證,寫出了《新莽嘉量跋》、《新莽量考釋》、《新莽量之校量及推算》、《新莽量五量銘釋》、《釋庣》等論文,對它在歷*在科學技術、數學、計量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。在這些研究中,zui重要的是通過對它進行實測,并與其銘文相對照,求得了漢代(新莽)一尺長合23.1厘米。以這一標準尺度為基礎,經過考證,可使中國從戰國到清代2300間各個時期的尺度值都得到證實。再根據古人“以度審容"的規定,也可求證出各代的容量單位量值。關于新莽嘉量提供的權衡標準量值,器物上未有記重刻銘,只是根據《漢書·律歷志》“其重二鈞"(60斤)的記載,可以折算出每斤合226.7克(每兩14.2克)。這一數值是否可信,人們又做了研究。1926年甘肅定西秤鉤驛出土的一套新莽權衡標準器,其中有記重刻銘的律權石、律二鈞權、律九斤、律六斤、律三斤五枚銅環權,其單位量值,算術平均為每斤245.4克,加權平均為248克。又據《后漢書·禮儀志》的記載:“水一升,冬重十三兩,"計算出漢每斤合246.15克。相比之下,從新莽嘉量求得的衡重單位量值明顯偏小,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加工工藝比較復雜,在成批鑄造中,單位重量難于達到設計要求所致。盡管如此,我國兩千年前能設計、制造出這樣科技含量高(數學計算、金屬比重知識,青銅冶煉鑄造工藝技術)的計量標準器,的確難能可貴。我們由衷地對古人的聰明才智和創新精神表示深切的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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